但夸大敌人的力量则是他一贯的弱点。因而他从上述估计出发却推导出“保船制敌”的错误战略。他奏称说：“海上交锋，恐难非胜算；即因快船不敌而言。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挫失即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唯不必定与拼击，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李鸿章自称“竞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的战略方针，所根据的理由，除“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为争锋”之外，则因“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云云。李鸿章作为这次战争直接决策者，这种战略估计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导致制海权轻易落入日本人手里。日本的战略方针则与李鸿章相反，虽然害怕中国的定远、镇远铁甲舰，但却以消灭北洋海军为战略目标，取主动进攻态势。日本取这一战略方针，并非出于对日本海军占优势的估计，而是对中日两国力量进行全面的估计和清醒的分析：
军舰的防御力，中国亦比我更优越。就攻击力而言，如定远、镇远两舰的三十公分半径主炮不待说，各舰的主要炮弹都足以击破我军舰。但兵器之锐利、速力之快，则以我方为优越。如我吉野、秋津洲、千代田三舰所备的全是速射炮，而华舰有速射炮的却极少。就是速力来说，如我舰吉野之二十二半海里时，被称为世界无比，其他有十六海里时以上速力的共七舰，而华舰的速力则皆迟缓，大部分不出十五海里（《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
应当说，清政府两艘铁甲舰不能不是日本的一种极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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