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余额59，861，136两。而清政府购买的定远、镇远，总共付出近340万两白银。既然这十年中，清政府支出还有余额，为什么不能多买几艘类似的铁甲舰呢？哪怕再增加两艘同类的铁甲舰，海战的结局可能会有不同，至少不至于像后来那样，全军株守威海卫而被消灭。有的学者认为，海防力量薄弱，主要是清政府的财力不足。这说法并不准确。倒不如说清政府在考虑支出项目时并没有把海防放到足够重要的位置，相反，一有经费困难时候，先削减的就是海防经费，也反映清政府海权观念的淡薄。同时受普遍流行的“虚糜”论这种小生产意识影响也是明显的。
相反，日本一开始就把扩张海军，控制海权作为其国策，并千方百计筹集经费，朝野一致。1870年5月4日，日本兵部省向太政大臣呈交了一份建议书，内容为：（一）关于迅速建设海军，认真加强陆军，建立保护国家体制的建议；（二）关于大办海军的建议。建议指出：“当今各国竞争发展海军，我国则十分落后……故海陆军装备精良与否，实关皇国安危荣辱。”它还把扩军作为“最紧急最重要的国务”（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出版社，页19—20。）。它最后建议，日本海军军备应达到的目标，是20年内拥有大小军舰200艘，常备军队25000人。这种态度与清政府苟且偷安精神状态形成尖锐的对比。
李鸿章作为海军的实际主持人，确实对争取经费筹购舰船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然而，在筹建伊始，他就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危险极端漠视，因而对购买铁甲舰持消极拖延的态度，应为一大失误。李鸿章认为，“以日本洋情而论……我方遣使往驻联络，维持一时，何自开衅”，持盲目乐观的态度。他还认为，“海防更无款可指，如果控驭得法，一时必无战事，则购铁甲实非急务也。”（《李文忠公全集》“函稿”卷17，页16。）李鸿章之所以对购买铁甲装备海军一事持消极、反对的态度，与总税务司赫德的态度也有极大关系。早在1875年，当清政府决定要购买铁甲船时，这位“素不以中国购铁甲为然”（《李文忠公全集》“函稿”卷17，页16。）的赫德哄骗李鸿章说：“（蚊子船）若前门大炮口径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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