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围内，进行编练新军的工作，是在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战争以后。光绪26年12月，在西安避难的西太后，一反从前顽固守旧的态度，居然“下诏求言”，同意“变法”。而对于兵制的改革，尤为重视。光绪27年7月，“上谕”称：“武科一途，本因前明旧制，相沿既久，流弊滋多，而所习硬弓刀石及马步射，皆与兵事无涉，于之今日，亦无所用。……嗣后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著即一律永远停止。”（同上书，第79—80页）同时又下诏命令“所有各省原有之绿营防勇，均限于本年内裁去十之二三。”并且宣布“现在整顿兵制，停止武科，亟应于各直省省会建立武备学堂，以期培养将才，练成劲旅。”（同上书第77、第100页）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又进一步强调指出：“现在时势积弱，非练兵无以立国，亟应整军经武，切实举行。”（同上书第五册147页）。
为什么清王朝在这时如此强调改革兵制、停止武科、裁汰制兵勇营、编练新式陆军呢？这是因为他们原来赖以安身立命的旧式军队，腐败不堪，“非但战守断不足恃，即巡警亦万不可用，祗有分年尽数裁撤之一法。”（《张文襄公奏稿》卷34第34页）而当时的革命浪潮，日益高涨。不仅孙中山领导下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势力日益强大，农民的自发斗争也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因此，清廷在“上谕”中宣称：“非练兵无以卫国，亦非练兵无以保民。”（《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卷第153页）可见，清政府编练新军，是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
如果说，清政府编练新军，在甲午战争时期，还有一点自强御侮以雪国耻的积极因素，那么，从义和团运动、特别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战争以后，这一点积极因素便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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