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编练者的主观愿望与被编练者的思想情绪，却是尖锐对立的，编练新军的反动宗旨与编练新军本身之间又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

首先，从新军士兵的基本来源看，它与旧式制兵营勇是不同的。清政府为了建立一支能作战的新式军队，在兵士选募方面，要求是比较严格的。袁世凯认为，“近来武备愈弛，疲弱冗柔，比比皆是，固由于训练之无法，实始于选募之不精。大率就地取材，滥竽充数，非市井游惰，即革勇逃卒，混迹其中。操防稍严，辄不耐勤劬，远□潜逃……”所以，他主张新军士兵，要严格选择，实行所谓“兵必合格，人必土著”的方针（《养寿园奏议辑要》第十三卷）。清政府练兵处采纳袁的意见，在《募兵制略》中，拟定募兵格式五条，并强调“勿许滥保游民溃勇”（《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4册第58页）。所以，符合募兵条件而又愿意应募当兵的，主要的就是濒于破产或已经破产但尚有家室的农民、手工业者以及城市贫民。据江炳灵回忆，湖北新军士兵，“多系贫苦农民、小手工业者、城市失业贫民。”（《辛亥首义回忆录》第I辑第3页）。邓宝珊在回忆录中也指出：“（新疆伊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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