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湖北新军招收知识分子的情况，他说：“自一九○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废了科举以后，一般读书的分子只得另谋各人的出路。于是有出洋留学的，有到省城住学校的，而多数子弟则投入新军。我是一九○五年（光绪三十一年）在黄陂应募入伍的。那次募兵结果，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马队第十一标是这样，陆军第八镇和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步、马、炮、工、轻五种部队，都有不少的读书分子入伍。”（《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48、68页）。
其他各省的新军，情况与湖北也基本上相似。据何遂回忆，他在南京第九镇第三十三标第三营左队当排长时，他所在的连队，“共有一百二十六个士兵，其中有一个举人，六个秀才，二十七个学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册第461页）。
从以上所引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入营当兵的知识分子，大多是既无力出国留学，也没有机会上新式学校的贫寒家庭的子弟。他们是在失学又失业的情况下被迫投军的。所以，他们也是封建营垒崩溃下的受害者。他们不满清王朝的腐败统治，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又由于他们有文化知识，能读书看报，思想较敏锐，易于接受革命的宣传。所以，从新军士兵的基本状况看，无论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或城市贫民，还是走投无路被迫投军的小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受害者。他们的这种经济地位和由此决定的思想状况，是他们在辛亥革命中能够转向革命的内在根据。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新军军官的基本状况：旧式清军主要依靠武科举择取将材，而新军则主要依靠专门军事学校培养干部。练兵处奏称：“从前将不必知学，奋勇敢斗便可立功，今则战法日新，平时教导，临时指挥，卤莽者必不能胜任。”（《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4册第54页）所以，新军将领，主要是依靠国内各式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以及官费派遣出国的留学生充任。这些军官，基本上是知识分子。一般地说，知识分子具有革命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他们在革命潮流激荡的年代，易于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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