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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次对西方外交冲击的制度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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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35: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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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识出版社，第395页。）；耆英也答应璞鼎查，“所有税饷一切事宜，俟十月到粤后，再行妥议”（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六册，第303页。）。中英善后谈判的地点也随着英国的军舰退出长江而转移到了广东。如果说在南京这一时期办理外交的官员仍然以耆英为主要负责人，伊里布为其助手展开外交工作的话（伊里布此前从未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先以七品衔后以五品衔的身份协助耆英工作），但是随着1842年10月份英军和英国代表撤离南京，道光帝将处理西方外务的职权一分为二，战争期间在南京主持条约谈判的耆英和伊里布“花开两处”：1842年10月耆英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会办“江、浙、闽三省通商之事”，留守省城南京办理除广州之外的其它四口的通商口岸事务；1842年10月，伊里布正式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并顶替耆英广州将军一职，“办理税饷即一切通商事宜”。办理对西方的外交事务“由耆英通盘筹划，与伊里布详细商酌”。（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六册，第317-319页。）清政府办理西方外交的体制转变为了南京的两江总督和驻广州的钦差大臣兼广州将军分别办理“通商”事务的“两头体制”。这一并列的“两头体制”虽名义上是按照地区划分，但实际上，因五口从1843年7月到1844年7月起才相继开埠，因此这一时期并没有实际的五口通商事务可以管理，这种“两头”划分更多地是一种职能上的划分。这种“两头体制”从1842年10月持续到1843年3月。伊里布经浙、赣于1843年1月19日抵达广州，继续同英国人交涉前一段已在南京开始的谈判，直至3月份病逝于任上。广州的英国代表璞鼎查在伊里布死后，要求北上与两江总督耆英进行善后交涉。道光帝为保持清政府对西方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并害怕西方国家借故另起衅端，在1843年4月6日，道光帝给耆英颁发办理夷务的钦差大臣关防，命其南下广东，“办理通商饷税章程，一切务臻妥善”（注：《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2页。），与西方国家代表继续进行伊里布已经开始的谈判。耆英在1843年6月5日正式抵达广州，“两头体制”由于伊里布的死亡而归于两江总督兼理通商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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