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五口通商大臣体制所具有的上述几个特征进行的分析表明，这一体制新旧混杂，中央和地方因素皆有，既不是专设的职官，也没有专门的衙门，其过渡性质非常明显。在这一体制的建立和最终成型的决策过程中，清朝最高统治当局基本上是被事态的发展推着向前走的，其中既没有对西外交机制设置的通盘构想，更没有大规模的外交体制上的主动创新。这一体制的创设基本是在传统的“朝贡思维”下进行的。如果按照新旧比例的多寡来判断，旧因素明显占有了绝大比例。五口通商大臣体制虽然在形式上有所创新，但总体上仍然是中国传统外交体制的继续。 

三、对“五口通商大臣”体制在绩效方面的评价 

清朝负责对西方外交的五口通商大臣体制所具有的上述性质，使清朝这一时期的外交体制没有引起过多的制度性断裂，中国传统外交机制的大部分成果得以保持了下来。但这种体制设置的过渡和过多的传统特征显然难以应付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面临的外交形势。这种体制不仅恶化了清政府1840年以来的国际形势，也加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到来。如果从这一体制实施的结果而言，它产生了如下的负面效应： 

首先，清政府五口通商大臣体制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不相统一，导致五口通商口岸的外交政策的统一性受到严重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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