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的“一头体制”。在1844年3月19日，调两江总督耆英为两广总督。到1844年4月22日，道光帝谕令耆英为办理通商事务的钦差大臣：耆英已“调任两广总督。各省通商善后事宜，均交该督办理。着仍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遇有办理各省海口通商文移事件，均着准其钤用。”（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七册，第424页。）耆英虽然执行着后来被称为“五口通商大臣”的职务，但直到那时还未出现“五口通商大臣”这一衔名。在1844年11月，道光下令正式设立“五口通商大臣”一职（注：章开沅：《清通鉴》，第三册，“道光二十四年”条，岳麓书社，2000年。），由两广总督、钦差大臣耆英兼任。至此，清政府对西外交体制的设置进入了长达16年（1844-1859年）的两广总督兼理五口通商大臣时期。
这一体制经历了耆英、徐广缙和叶名琛三任主政广东的时代，一直到广州的最后一位身兼总督和通商大臣的黄宗汉。到1859年1月29日，咸丰帝发出上谕：“至上海现办理通商事宜，与广东相距较远，着即授两江总督何桂清为钦差大臣，办理各国事务，所有钦差大臣关防，着黄宗汉派员赍交何桂清祗领接办”。（注：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245页。）通商大臣又换回到由两江总督兼任。在经历了由江苏巡抚接任的极短时期后，清政府在1861年1月成立了总理衙门，最终结束了由五口通商大臣办理清廷对西方外交的体制。之后虽仍保留了“五口通商大臣”一职，但实际上成为了“南洋通商大臣”的别名，仅仅变成了总理衙门之下的一个下属机构而已（注：《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五册，第343、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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