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至地方团练首领强行摊派勒捐。清军在扬州设立江北大营后，“钱江与同幕五人赴里下河督劝捐纳，不从者胁之以兵，时人畏之，目为五虎”（注：《清代七百名人传》“钱江传”。）。南通地主熊兆云纳粟捐通判职衔后，奉命向灶户劝捐，灶民不愿，熊即留下部照，随指为私捐，限期缴银，灶民惧之怨之而无可奈何。（注：《太平天国史料专辑》，“通州纪事”。第569页。）徽州团练头目景皋捐上道员后，为了给湘军筹集饷需，在境内按户强行摊派。（注：《太平天国史料专辑》，“通州纪事”。第565页。）福建大多报捐者“皆系官府勒派而来”（注：《清代七百名人传》，第566页。）。类似的情况在江、浙、皖、闽、赣、鄂等地区普遍存在，以致一般小康之家情愿纳贿求免。于是办捐者趁机渔利。御史韩锦云在《严惩贪黩疏》中指出，当今捐纳已成民害。他说：
军饷不足，不得已而劝捐，果使涓滴归公，何至兵民交困？不肖官吏视为利薮，未充公府，先饱私囊，一经染指，受人把持，转手绅宦大族，畏其势强，无如之何！而抑勒侵渔，辄盈于中下户。（注：《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二二 ，“吏政”，总字第1966页。）
咸丰、同治年间，因为捐例广开，加上军功、荫袭、保举，以致社会上“官多如鲫”（注：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7页。）。“花翎红顶，几遍城市，既无官职可以自效，复无资财可以自存”。因官缺有限，还形成了庞大的候补队伍。以江苏为例，同治末年，道员可由外补之缺不过二三员，府、州、县、同（知）、通（判）可由外补之缺亦不过数十人；而此时候补道约有六七十员，候补府、州、县、同、通约有一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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