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人民的一些负担。但康、雍、乾三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所谓“盛世”，有记载表明，当时“国帑充裕，屡岁蠲免辄至千万，而国用所需，并无遗误不足之虞”。（注：《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九。）“户部库银尚有七千余万，帑藏充盈，足敷供亿世。”（注：《清史稿》卷一一一，总字第3197页。）钱库存银因久存不用而变黑，仓厫积谷因年久而霉烂，政府只得散给民间。可见，国家经济并不困难，完全可以不开捐例。且每次开捐收银不过一、二百万，尚不及库储银的三十分之一，康、雍、乾三代皇帝都是有名的贤君圣主，总不至于为了区区几百万两银子而不惜开办“败坏名器”的捐例。它的开办显然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
首先与当时中国人口增长过速，社会上知识分子严重过剩有关。
清初，中国人口约在六七千万左右。由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口大量增加。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康熙帝颁谕，此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人口剧遽增长，到康熙末年，中国人口已突破1亿，乾隆中叶骤增至2亿多。清代学者洪亮吉对于当时人口的增长情况曾有具体描述：“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增二十倍焉”。然而当今“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学授徒之馆不加增”。（注：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一《意言·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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