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杂记》，清绪十九年刊本，第115页。），甚至少数败落的文人、富家子弟流入农民起义的洪流和反清秘密会社，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引起封建统治的“日夕不安”。对于农民的反抗，统治者的办法是先抚后剿。但对于地主阶级的过剩人口和社会上严重过剩的文化人问题，处理起来就不那么简单，因它直接与封建统治的利害攸关。因此，不能不采取切实的补救措施，这个补救措施就是开办捐纳。
还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康熙帝就明确指出：开办捐例不仅为了筹饷，还在于“搜集异途人才，以补科目所不及”（注：《清史稿·选举七》，总字第3233-3246页。）。所谓“异途人才”，就是社会上过剩的文化人，即未入仕途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所谓“补科目所不及”，就是要在科举考试制度之外，给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另辟入仕途径。1678年，康熙帝谕令各省生童，每人捐银百两，准予入泮，一科一岁。1680年，又令“廪生、增生、附生一体准其捐纳作贡”（注：《清朝野史大观》（二），中华书局1926年版，第40页。），旨在让更多的汉族地主官僚子弟有入仕的机会。捐纳开办后，有人对之提出疑问，少数大臣如侍郎王掞上折反对，认为开捐只能“开侥幸之路，辟言利之门”，要求停止。（注：《清史稿·选举七》，“侍郎王掞疏”，总字3233-3241页。）康熙帝援古证今，加以驳斥。他说：“天下何地无才，何途无品，赀郎始自汉文，而文章如司马相如，政事如张释之，皆以赀郎显。故国家用人不必分其门而阻其途，实政惠民，不必格于成议而徇迂见。”（注：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王掞传”，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第1253页。）康熙帝还下令，嗣后凡被革职的官员，只要“分别纳粮，许其开复原来官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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