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士者十倍于前”，说明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人数有了大量增长，而“拥学授徒之馆不加增”，则说明地主阶级子弟在读书求仕的道路上遇到了严重困难。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主同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阶级相比，总是居于少数，但随着全国人口的增长，封建统治阶级及其附属阶层的人数，也必然相应增多。地主阶级的人口虽然有了成倍的增长，但当时不论政府公职人员的法定数额，还是科举考试录取的名额，都没有按照人口增长的速度而加增。以进士为例，当时每次会试录取的进士名额最多者为雍正年间，一次录取406名，最少者为乾隆时，一次仅取96名。平时每科一般在300名左右。（注：据《明清进士题名碑目录索引》，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这就造成了文化人严重过剩现象，大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上“失业”，无官可做，给统治阶级以很大的压力。许多文人士子因“屡蹶科场，殚其毕生精力”，由少到老，一次次参加科举考试，“终不得一第”的悲惨结局，而对社会心怀愤懑。薄松龄一生九试不第，说他“熬场半生，萧条无成”。他写《聊斋志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志异而发泄胸中的不安。（注：薄松龄：《醉太平》，见于在春《清词百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6页。）这使统治者不得不考虑采取补救措施加以解决。

此外，清政府的民族歧视政策，也加重了文化人的严重过剩。清朝政权机构组织和官吏任免制度都是为着加强皇权服务的，在任用汉族地主官吏的同时，保证满族官吏的优先权。在任官制度上，清朝创造了“官缺制”，共分满官缺、蒙（古）官缺、汉军官缺、汉官缺四种，根据官缺任用各族官吏。中央机关的宗人府、理藩院及管理钱粮、火药仓库以及各地驻防将军、办事大臣、都统、参赞大臣等重要官职，几乎全是满、蒙官缺，专用满、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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