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吏，地方督抚也大多是满、蒙族和汉军旗人。（注：嘉庆以后，地方督抚的满汉比例开始发生变化，汉族官吏的人选逐年增多。关于这一点，详见拙著《*制度与近代中国》一书有关章节。）只有道员、知府以下的官员，汉人占的比例较高。凡属满官缺，汉官绝对不可补。但与此相反，京内外的汉官缺却允许满族官员顶补。官缺制造成大批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不能在仕途上获得升迁机会，使文化人过剩的情况更加严重。
由于地主阶级人口大量增长，而“拥学授徒之馆不加增”，已有的县学、府学容纳不了众多的地主阶级子弟，结果造成了“游手好闲者更十倍于前”的情况。这些人“椎鲁游荡，兴灭词讼，武断乡曲，抗官扰民”（注：蒋良骐：《东华录》，康熙三十九年，第291-292页。），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也给统治者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一方面是人口剧遽增加，另一方面是“地不加广”，物价又“十倍于前”，加上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的剥削、兼并以及自然灾害，人民生计日益艰窘。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了寻求活路，摆脱地主的掠夺、压迫，被迫“铤而走险”，走上反抗道路。而在激烈的兼并之中，一部分中小地主也“由富变穷，迫于饥寒”（注：《清高宗圣训》卷一四五，《蠲赈八》。）。生活在康熙时的文人龚炜说：“大抵今日富户变中户，中户变下户，下户变贫户”，“宦族日贫，屈节（与胥）往来者比比矣。”（注：龚炜：《巢林笔谈》，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2页。）另一个文人姚元之也指出：当时一些地主官僚也因“生齿日繁”而感“生计日难”（注：姚元之：《竹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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