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新疆、蒙古和西藏虽同处边疆地区，但由于地域、民族特点各异，清前期的内地化程度不同，所以推行一体化的结局也不尽相同。新疆改革、设省，一体化最为成功；蒙古与内地相接的局部地区实现了行政建置的一体化；西藏推行新政，试图改革，但一体化远不及新疆和蒙古。这表明，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的*一体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不可强求一律，否则必将适得其反。

三、一体化政策的历史思考

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的一体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本文只是探讨了*制度的一体化问题。实际上，一体化不仅仅是一个纯粹*发展进程，还包含着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多种成分。在晚清政府推行一体化的过程中，正是在这种多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出现了复杂的后果。为了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推行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下面主要在经济和文化两个层面上，对一体化政策作一些分析。

经济上，由“厚往薄来”转向“开浚利源”是推行一体化的内在驱动力。

根据儒家传统观点，帝王是天下的共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抚绥“四夷”是“天子”的神圣职责。而“四夷宾服，万国来朝”也常常是人们评价一位“真命天子”的标准。清朝实现大一统后，严格来讲，国内各少数民族已经不属于“夷”的范畴，但清朝统治者仍然继承了历代中央王朝的抚夷思想。所以无论对少数民族部落还是属国，都积极地布“德”来展示自己的形象，从而使藩属悦服，使其积极主动地归附“天子”。而布“德”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厚往薄来”，即少数民族部落或属邦来朝，给他们一定的经济实惠，以便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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