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意义上的开发，其中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以内蒙古为例，放垦活动主要是以侵占牧地的方式开展的。“首先它是以牺牲这些地区的传统畜牧业为代价的。放垦的地区，基本上是内蒙古各蒙旗水草丰美、地势平缓的沿河流域，而这些地区本来是蒙古族经营畜牧业的优良牧场。清政府强垦这些丰美的草场以后，蒙古族牧民赶着牲畜被迫迁往山陵、沙漠、碱滩等贫困地区，极大地破坏了传统畜牧业。其次，由于清政府在放垦过程中只顾征敛押荒银而不重视垦种、生产的管理，再加上垦务官员和地商等包揽垦务，营私舞弊，从中肥私，实际上也存在着放而不垦的现象，没有完全达到发展农业的目的。”（注：郝维民主编：《内蒙古近代简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33页。）
强行和盲目开垦，对边疆地区社会和自然环境均带来了严重后果。在内蒙古东、西部各地，以及川边康区，抗垦斗争此起彼伏，造成边疆局势的动荡和族际关系的紧张。在不少地区，由于无组织、无计划，垦殖活动失去控制，造成草原沙化、水土流失，使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
19世纪末，边禁的废止，官府对垦殖活动的大力提倡，的确不失为缓解内地人口压力，促进边疆开发的有效途径。但是，清政府以“开浚利源”为目的，单纯追求短期效益的垦殖活动是值得深入分析的。当时人们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的能力低下，固然是导致垦殖活动失去控制和无序发展的重要原因，然而清朝官僚头脑中的“天下大利必归于农”的农本主义思想也是一个重要的导因。例如，一贯主张放垦蒙地的黑龙江将军恩泽曾说过：“天下大利，首在兴农，边塞要区，允宜开土，盖土开则民聚，民聚则势强，此实边之要道，兴利之良法。”当时对蒙、藏问题颇有见地的姚锡光也曾预言：“诚使国家，奖励有法，提倡得人，不出五年，漠南诸部，凡可垦之地，可全数放垦。”（注：姚锡光：《筹蒙刍议》上，“实边条议”。）内阁中章启槐亦指出：“大漠南北，虽素称荒凉之区，而东部辽河滨岸，恰克图以南之地，皆膏腴可耕。徒以土人专事游牧，不讲稼穑，故荒地甚多，殊可惜也。似应广招内地农民，前往开垦。”（注：《东三省蒙务公牍汇编》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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