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政在边疆地区的推行，清政府在民族语言文化政策上逐渐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例如，从严令禁止蒙古人学习汉文汉语一变而将蒙古语文从国家*生活中排斥出去。在推行宪政、设立地方咨议局时，清廷明确规定蒙旗人士只有“能通汉语”者才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当有的省请示在蒙旗很难找到通汉语文的人，能否酌情变通时，清朝宪政编查馆虽允许个别变通，但强调下不为例，并称“仅识满蒙文者仍以不识文义论”。（注：参见《内蒙古近代简史》，第29-30页。）这种不承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做法，显然是一种民族压迫和歧视，所以引起了少数民族的反感和抵制。

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的一体化，是晚清边疆民族政策的历史性转折。应该说，这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既是现实*形势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一*前提下，200余年来，边疆和内地各民族，以各种形式突破了清朝隔离、限制政策的束缚，在人员往来、经济交换和文化交流诸方面都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进展。边疆民族地区星罗棋布的城镇，纵横交错的商路，络绎不绝的商旅和驼队，无不展示着内地与边疆经济交流的繁盛。对于蒙古、新疆和西藏地区而言，内地的茶叶已成为“养命之源”，丝绸布匹等已成为生活中必需之物；反过来，边疆地区的皮毛、药材等珍稀物品也长期维持着宫廷乃至权贵官员的奢侈生活。边疆和内地在国家经济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但却同等重要。游牧经济区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内地的人员、技术和产品；内地也更需要边疆吸纳多余的劳动力，缓解人口压力。双方的互补性越来越强。这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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