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不得不改变只注重边局稳定而不重视边地开发的传统观念，开始考虑“移垦设治”、“开浚利源”的问题。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清政府逐渐废弃和放松对东北和蒙古的“封禁”，允许并鼓励内地汉民到关外从事农耕，以图“开浚利源”，增加财政收入。边禁的废止，官府的倡导，使移民垦殖活动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短短几十年内，由于垦殖事业的迅猛发展，边疆地区尤其是内蒙古东、南部和新疆北部、川滇边区等民族地区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局部地区，原先的单一游牧经济区域变成了半农半牧区，而半农半牧区则过渡到了纯农业区。边疆地区农业的迅速发展，刺激了工矿、交通各业的兴起，内外蒙古、新疆纷纷开办金矿、银矿、铁矿和煤矿等。

农业经济的长足发展，工商业的兴起，人口的聚集定居，“使原来十分荒芜的土地兴起了许多新的城镇，商业贸易随之发展兴旺起来。边疆地区行政建制发生很大变化，府、厅、州、县的设置，既有利于开发建设，又便利于内地和边疆地区人口进一步流动，及经济、文化的交流，成为抵御外敌入侵，维护国家统一更深厚持久的内在力量”。（注：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与此同时，由于内地与边疆地区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加强，对于抵制列强的经济侵略，促进国内统一的民族经济和民族市场的建立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在以垦殖为主的开发活动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当时由官府组织进行的垦殖活动，主要意图是移民实边和扩大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此类垦殖活动并不同于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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