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看到“天朝”的富有，并体察到“天子”的博大胸怀。被视为天朝“屏藩”的蒙古、西藏和回部等各边疆民族部落在与清廷的交往中基本上都享受着“厚往薄来”的特殊优待。在清代前朝，朝廷的这种“恩赐”，对于加强藩部对清廷的向心力、保证皇权的至高无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进入19世纪以后，由于“天朝”的日益衰败和藩属体制的彻底崩溃，清朝再也没有以“天朝”的名分与周边国家保持君臣关系的实力了。即使对于国内诸民族部落，也因财政竭蹶而难以继续其“厚往薄来”的优待政策。经过了咸、同时期大规模农民起义之后，清政府的财政困难更是有增无减，于是用于藩部的正常开支都无法保证了。比如，西藏番官应领俸缎自咸丰三年至光绪十三年拖欠30年余之久；青海蒙古王公俸银也自同治十年起至光绪五年止，欠发81900两之多。类似的现象在内外蒙古亦屡见不鲜。（注：《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6辑，第333页有“文硕、昆冈奏为藏属番官应领俸缎积欠至三十年之久不得不酌拟章程分别清理恭折”，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同上，第113辑，第791页有：“喜昌奏为青海蒙古王公恳求领积年俸银情词哀切理合恳请饬不核议另由就近省分筹拨以济困苦折”，光绪五年四月。）
另一方面，由于列强的步步侵逼，边疆地区的安全日益受到严重威胁。然而藏、维、蒙等民族所居住的西、北边疆地区皆人烟稀少、财力、物力严重匮乏，仅仅依靠他们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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