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贵族尽管崇尚、提倡儒家文化，但并没有想把它推向边疆民族地区。对于经济文化类型与中原内地截然不同的蒙古、西藏和新疆等边疆地区，清统治者采取了“从俗从宜，各安其俗”（注：《乾隆会典则例》卷80《理藩院、理刑清吏司》。）的政策，即让上述地区的民族保持各自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为了让各民族保持其“旧俗”，清政府不主张国内各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而且还制定严格的民族文化隔离制度，以限制或阻止各民族之间尤其汉民族与边疆少数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例如，蒙古人不得学习汉族文化，蒙古王公不得请内地书吏，违者治罪等。在边疆，采取了将清朝驻军与维吾尔族居民隔离、汉族百姓与维吾尔族百姓隔离的政策。甚至对于内地汉族商人进入天山南北维吾尔地区也规定了种种限制。
在清前期，与“因俗而治”相辅相成的“从俗从宜”的文化政策，对加强边疆民族地方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维护多民族国家主权的统一和完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对保持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并按照自身规律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从俗从宜”尤其是统治者的文化隔离政策，也有消极的一面。其突出的表现是，阻碍了边疆民族与内地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延缓了边疆地区文化落后局面的改变和社会的进步。
到了晚清，随着边疆与内地经济往来的加强，特别是大量汉族移民的到来，边疆地区开始具有了儒家文化生根发芽的土壤，为儒家文化圈向四周伸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边疆与内地*、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对于打破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壁垒，使民族超逾各自狭隘的族群的限制，实现相互间的社会、文化的渐次整合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时势的迫使下，清政府也逐渐认识到，边疆地区封闭落后的状态并不利于其统治，于是放弃以民族隔离为目的“从俗从宜”政策，开始考虑“开启民智”的问题。“开启民智”首先由兴办教育开始。
清政府对于边疆地区教育的关注，较之*制度的改革要迟缓一些。随着新政在边疆地区全面推行，并取得显著成效，各路将军、都统、大臣等逐渐认识到“非广兴教育不足以绥边，非变通旧例不足以兴学”，遂纷纷倡导废除旧有的各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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