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学堂，以发展教育。查办西藏事件的张荫棠曾表示：“本大臣奉命来藏查办事件，首以启发民智，日进富强为唯一之目的。”（注：《清季筹藏奏牍·张荫棠奏牍》卷2，第39页。）姚锡光在《筹蒙刍议》中亦称：“所以启智慧而疗愚蒙者，自以学堂为急。”东三省总督锡良奏称：“蒙古接壤东三省，屏蔽东北，利害攸关，闭塞既深，强邻日逼，非浚其智识，无以救亡图存”，“民智日开，边圉日固”。（注：《宣统政纪》卷24，第2页。）
这表明清廷逐渐废止原先各种文化隔离政策，鼓励边疆地区兴办教育，以期“启发民智”。于是在废除科举制度、倡办新式学堂的热潮中，蒙、藏和新疆等地相继出现了第一批新式学堂。
从“从俗从宜”到“启发民智”，是清朝治边政策发生转变的一个表象，实际上，这也是一体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如同*制度的一体化一样，由“从俗从宜”向“启发民智”转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清政府及其驻边将军、大臣等片面强调汉族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的优越性，并以此来开启“边民”的“智慧”，从而引起了各少数民族人民的误解乃至反感和抵制。
新疆收复后，左宗棠曾奏称：“将欲化彼殊俗，同我华风。非分建义塾，令回童读书识字，通晓语言不可。”（注：《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6。）他还饬令各局员防营，设立义塾，并刊发《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孝经》、《小学》，令回童诵读。刘锦棠后来奏称：“‘缠头’语言文字本与满汉不同，遇有讼狱征收各事件，官民隔阂不通，阿奇木伯克、通事人等，得以从中舞弊，是非被以文教，无由除彼锢习。自全疆勘定以来，各城分设义塾。……所有原设各塾，应由各厅、州、县延师训课”，（注：《刘襄勤公全集·奏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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