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中国的近代化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在甲午战前它主要限于经济领域，其表现就是西方近代机器的输入和洋务军用、民用企业的创办，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尽管这一时期一些早期维新思想家如马建忠、郑观应等已开始认识到西方资产阶级的立宪政体比中国传统的专制政体优越，并发出了要求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微弱呼声。但是主持着当时近代化运动的是从封建顽固势力中分化出来的洋务派官僚，除郭蒿焘等个别人外，他们只主张创办近代企业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对西方资产阶级的“议院”、“宪法”则讳莫如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他们遵循的*纲领。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转折。梁启超说过：“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万兆始。”[4]正是以中午战争为契机，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高举着“救亡图存”的爱国大旗冲上了中国的*斗争舞台，他们在光绪及帝党官僚的同情、赞助下，力图突破洋务运动的框子，把中国近代化运动从经济扩展到*领域，这样，就出现了戊戌变法。然而，*近代化则意味着旧的*体制的变革，这必然要引起封建顽固势力的恐惧和仇恨。而民族资产阶级当时尚处于形成之中，维新派尚未脱尽封建阶级的胎记，根本无法与封建顽固势力抗衡，结果在封建顽固势力的反扑下戊戌变法惨遭失败，“戊戌六君子”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首批殉道者，中国近代化运动的演化过程受到重大挫折。“朝野上下，咸仰承凤旨，于西政西学不敢有一字涉及”[5]。直到二十世纪初叶，随着清末新政的推行，近代化的车轮又才转动起来。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在受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和八国联军侵略的鞭挞后，为巩固岌岌可危的统治而被迫进行的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为振兴商务、发展实业、奖励民间资本、废科举、兴学堂、选派留学、编练新军、修定法律等等。就其性质来说，不言而喻是资本主义的或带有资本主义色彩，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传播，使中国近代化程度有了加深。但是，由于新政的主持者是买办化程度已经很深而又腐败不堪的清政府，因此，新政不仅给帝国主义扩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开了绿灯，并且是极不彻底的。如兴学，不少学堂是“改换书院匾额，仍试策论：易义塾名目，仍授经书”，[6]仅变换名称而已。尤其是，新政除增加、裁并了几个衙门外，没有触动根本的*体制。而没有*体制的相应改革，经济、教育、军事的改革就不可能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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