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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预备立宪动因新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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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36: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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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他们大多是清末新政的积极倡行者。袁世凯于清廷“变法”上谕发布不久，就提出以扩练新军、广兴学堂、派遣留学为内容的新政要点十条，“自此改行新政，多由直隶一省先行试办”[13]。张之洞在与刘坤一会衔上奏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竭力主张“兴学育才”“兼采西法”。其他如时任地方督抚之岑春煊、端方、赵尔巽、锡良、周馥、林绍年以及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崇文门监督着耆等对新政都颇为积极。延续了一千余年的科举制的废除，就是袁世凯、张之洞、端方、岑春煊等联衔奏请的。这些亲贵大臣倡行新政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但由于他们在倡行新政的过程中，与资本主义或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如新式企业、学堂、新军发生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有的就是这些新式企业、学堂、新军的主持者。因此，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情调就不可避免地要在他们身上打下深浅不一的烙印，使他们成为带有，资产阶级化倾向的封建官僚。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资本主义的发展，迫使一切不想灭亡的民族，阶级和个人，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变成资产者”。[14]当然，我们不能过高地估计他们的这种资产阶级化倾向和程度，实际上直到清朝灭亡时他们的资产阶级化倾向还是十分微弱的。第二，他们大多对“西学”颇有了解。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所处的地位和经历，他们不同程度上都与“洋人”、“洋书”、“洋货”打过交道，不少还到过欧美日本，于资本主义制度有目睹耳闻。因此，与那些主张“以忠信为干橹，以礼义为甲胃”的顽固官僚不同，他们对清朝“内忧外患，”的窘境极为敏感，于西学颇有了解，有的还是“西学”的传播者如沈家本自1904年起先后主持翻译了法、俄、德、荷、意、日、比、美、瑞士、芬兰等国法典和法学著作共33种，被称为我国近代法制思想的先驱者。端方根据自己在外洋考察搜集的资料，编辑成《欧美*要义》和《列国政要》两书，详尽地介绍了欧美各国的*制度。正是从对“西学”的了解中，他们提出了不能“墨守旧章”，“宜随世运而转移”，“甄采”“西学”的主张。[15]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在1904年以前，这些亲贵大臣对“西学”的认识尚未突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藩篱，尔后由于日□战争的影响，才使他们认识到资产阶级的立宪制度比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优越，开始以立宪奏闻朝廷。第三，他们大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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