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侈谈变法,而五伦不变,则举凡至理要道,悉无从起点,又况于三纲哉!”(《仁学》)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悉心倡导,纲常名教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成了天经地义的道德规范,形同法律,无人敢违。它象无形的绳索,死死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维新派揭橥民权大旗,把纲常名教一旦斥为独夫民贼的愚民工具加以摈弃,这对久受专制主义禁锢的中国人民显然起到了震聋发聩的思想解放作用。
维新派所以能高于太平天国农民领袖,以新的装束和姿态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发动向心的攻击,是由于他们具备了后者未曾有的阶级与历史条件。十九世纪末,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舞台,他们要求摆脱封建专制束缚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昂。维新派正是这一阶级上层的*代表。同时,这时中国已结束了闭关自守时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说不断输入,又为维新派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总之,维新派的历史进步,在于他们顺应了时代潮流,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变法图强、振兴祖国的强烈愿望。谭嗣同等慷慨捐躯,表明他们是真诚爱国的先进中国人。
但是,维新派终究是改良主义者。他们虽然热情宣传科学与民主,尊崇人民是“真主”,痛斥君主为“盗贼”,但并没有因此得出彻底推翻君主专制的结论,严复说:“然而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 (《辟韩》)维新派尽管在思想批判时十分激烈,一回到现实生活中便显现其软弱的本性。他们在理论上崇民,在实际上却脱离人民;他们怒斥君主,却不敢否定清朝政权。他们企求自上而下的改革,以达到“君不甚尊,民不甚贱”(《原强》)的结局,正反映了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实行妥协的愿望。同时,维新派多出身封建官僚地主家庭,有的本身即是封建官僚,他们身后都拖着长长的封建尾巴,不可能与封建制度彻底决裂。维新派大胆戳穿了封建君主专制的赘疣,但缺乏足够的力量和勇气把它铲除。他们仍无法最终摆脱封建君权的羁绊。
近代中国历史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显然加快了行进步伐。人民思想解放的洪流,如大江东去,后浪推前浪。康有为、严复等维新派,昨天还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曾几何时却被挤到后边,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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