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历史进步，不是表现为对维新派开拓的民主先路的背弃，而是其继续与发展。孙中山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经历四个时代，即“洪荒时代”、“神权时代”、“君权时代”、“民权时代”。第一时代，“是人兽相斗”，“用气力，不是权力”；第二时代，“是人同天争”，“是不得不用神权”；第三时代，“变*同人争”，“有力的武人和*家”夺得权力，“便发生君权”（《三民主义·民权主义》）。这里，孙中山不仅看到了历史不断发展的事实，同时依稀觉察到，历史发展各个时期的人类社会的*制度是与其各自的社会生活条件相适应。这种历史观，显然比维新派前进了一大步。严复只是孤立地将君权的发生归于人类“通功异事”的结果，无由说明其历史的必然性。因此，他们对封建专制的批判只能简单地归结到君主个人“尤其疆梗”，而予以诅咒与否定。孙中山则不同，他承认君权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他坚信自己的民权主张，基于两方面的根据：一是，历史发展规律不可抗拒，“就历史上进化的道理说，民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出来的”，“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神权君权都是过去的陈迹，到了民权时代”（《三民主义·民权主义》）。二是，科学发展促进了人类的觉醒，“究竟为什么反对君权，一定要用民权呢？因为近来文明很进步，人类的知识很发达，发生了大觉悟”（《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自称为“革命马前卒”的邹容，以青年人特有的敏感，表述得更尖锐：“自格致学日明，而天予神授为皇帝之邪说可灭。自世界文明日开，而专制政体一人奄有天下之制可倒。”（《革命军》）正因为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民权思想植根于更为进步的历史观，产生于社会的现实要求，因之，比起维新派，他们反对封建专制更自觉，民权信仰更坚定。

　　孙中山明确提出“*革命”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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