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雍正来说，他最需要扩充皇权的时候，绝不是雍正七年或八年，而是雍正五年以前。当时，基于对雍正帝位合法性的怀疑，宗室、臣民对其统治一度采取不合作甚至反抗的态度，像允祀等人，抱必死之志，在政务中处处与雍正为难，“内廷之人，巧行贿赂，收服人心，家贫者阴与货财，好名者美言称奖，遍置耳目，以愚弄人，专欲待间成伊大志”〔3〕，而内外大小臣工同情甚至加入允祀集团者甚多，“在朝内外臣工入伊党者颇有其人”。二年十一月，雍正说：允祀“其从前罪过交宗人府议处者不止数十件，朕俱曲为宽宥，不过切为训戒，冀其改过自新，并未降职一级，罚俸一月，乃在廷诸臣为廉亲王（允祀）所愚，乃以朕为苛刻，为伊报屈，即朕屡降谕旨之时，观众人神色，未尝以廉亲王为非，惟舅舅隆科多、大将军年羹尧、大学士王顼龄、侍郎沈近思在朕前陈奏。一年以来，大小臣工因廉亲王贻累者甚多，乃甘心忍受，并不归怨廉亲王，而廉亲王恬然自安，全不知愧，又不念及国法，此党援之终不能解也。”〔4〕雍正统治一度因此陷于困境，他说：“自古为君难，至于朕躬，缵承大位，尤为难之难者”，“似此大清国皇帝做不得也，还要叫朕怎么样？”〔5〕正是这种险恶的*环境迫使雍正不得不采取严猛统治以加强自己手中的权力，将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统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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