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到雍正七、八年时，清廷*形势已与初年完全不同，是时主要的、或潜在的*对手如允祀、年羹尧、隆科多等均被消灭，在皇权强化过程中，大小臣工日日耳闻“公诚”之训谕，眼见“悖逆”之败亡，身感“天威”之可惧，早已人人自危，从心理上屈服于雍正之权威，纷纷表示臣“止知有皇上之恩遇，皇上之封疆，此外非所知也”，“（臣）所瞻依依赖者，惟知有皇上，不知其他”。〔6〕在皇权取得对臣僚的绝对支配地位以后，雍正的统治开始出现宽缓迹象。五年，雍正面谕诸臣：“严者，细密之谓，苛刻不可以为严也”，明确指出，凡事从刻，“此与朕用中之心大相悖谬”〔7〕。六年，又指示臣下，“凡事不可深刻，详情酌理为之，过犹不及四字常存意中，欲速则不达，一切事徐徐次第为之”〔8〕。八年初，又降旨称自己“以前察吏严肃，不肯稍假姑容”，“无非察吏安民，惩贪劝善之意，并非苛刻以待臣工”，特以京师雨泽衍期，“将内外满汉文武大小官员，一应革职降级留任及罚俸停升之案，悉行宽免”，是年，还以“吏治渐以肃清”，特旨将从前亏空未清之案“查明释放。”〔9〕显然，在统治已经非常巩固，政策措施正在由严猛趋于宽缓的情况下，突然利用军机处强化皇权是违背常理的。 

就君臣权力分配体制而言，在军机处设立以前，专制皇权早已臻于登峰造极，最能保障皇帝独裁权威的许多制度、措施如奏折制、秘密建储、严禁朋党、选用亲信参与决策等均已相继推行，清初，最能与皇权抗衡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在康熙三十六年康亲王杰书去世以后，一度变成了议政大臣会议，此后在清朝*中不再发挥任何重大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