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内阁和晚明内阁在本质上存在着众多差异，其中最主要一点是：作为中原传统*制度之象征，清初内阁是在皇权与满洲议政势力的斗争中被逐渐引入和完善的，其根本任务是协助皇帝摆脱满洲议政传统对皇权的制约，建立以专制皇权为核心的官僚*体制。崇德元年仿明内阁体制建立的内三院（其权力甚微，尚不可与真正意义上的内阁相提并论），其基本目的就是通过任用文臣谋士以减少皇帝在决策上对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依赖，当时，内三院集中了不少深受皇帝倚重的文臣，如范文程、刚林等，确有才华者，虽系降将，也被网罗其中。像洪承畴，于崇德七年降清，不久即入内院佐理机务，旋任秘书院大学士。而内三院的出现，也推动着清朝政权的封建化，使其“渐就中国之制”。〔21〕值得一提的是，在皇帝与保守满洲贵族的权力斗争中，内阁，尤其是汉族阁僚往往是皇权的坚定支持者。像鳌拜当政时，国史院大学士苏纳海因拒不党附，反对圈换土地而被处死；国史院大学士巴泰因不附和，康熙六年，鳌拜罗织苏克萨哈罪名，“集众定谳，虑巴泰有异议，弗使与闻。”〔22〕当时，宏文院侍读（后迁秘书院侍读学士）熊赐履是最引人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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