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治”,明确提出“密奏不可有”,“自后世有密奏之例,小人多以此谗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相忌,君臣相疑”,“请自今除军机外,皆用露章,不许密奏。”〔10〕即生动地反映了群臣对奏折制的畏惧和憎恶之情。
二是选拔亲信参与决策,处理政务。皇帝要有效行使自己的独裁权力,必须有一批咨询人员和秘书班子,这一方面能增加皇帝决策的合理程度,另一方面也能减轻皇帝事务性工作强度,而且从群臣中培养、选拔亲信也有利于加强臣僚的向心力。就这一做法之源起可以追溯到天聪时期的书房,康熙亲政后更经常使用。当时,侍郎熊赐履深受康熙信任,“有疑必问”,凡涉*得失、民间疾苦、天人感应等重大事件,无不向其咨询〔11〕,到康熙十六年,又设南书房,选亲信汉官“供奉内庭,日侍左右”,制诰谕旨,“皆其拟进。”〔12〕雍正即位以后,继承了这一做法。像初年,雍正极为信任川陕总督年羹尧,大事小事无不向其通报,与其商酌,时吏部尚书朱轼也深获雍正信赖,“国家大政及进退人才”,必相询谋〔13〕,对张廷玉,雍正信任尤专,“内值趋承,无日不蒙召对,”十一年张廷玉回籍,雍正感叹道:“朕即位十一年,在廷近内大臣一日不曾相离者惟卿一人,义故君臣,情同契友”。〔14〕因此创设于雍正七年以“惟用亲信,不问出身”为重要特征的军机处,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说是将这一*传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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