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奏折制的广泛推行。对奏折制之源起，笔者在本文“余论”中将作专门叙述，这里仅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清代，奏折制在皇权强化中所起的作用，比其他任何机构或制度都要重要，它从信息控制的角度，使皇帝之决策摆脱了异己力量的制约，成为真正的独裁者；它通过臣僚彼此间的相互稽察，分散其势力，防止臣僚结党与皇权抗衡。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奏折制是极端君主专制的同义语。尤其是雍正在继位初年，大幅度扩大奏折人范围，甚至一些知府、游击等微末官员也可密折言事，皇帝对臣僚的监督、控制因而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大小官僚不得不唯慎唯谨，处处恭顺小心。故清代，大凡对君主独裁心存异议者大多对奏折制横加挞伐，像乾隆初年，御史谢济世就上疏斥责雍正之治为“汉唐杂霸之治，而非二帝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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