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港英当局用中国法律惩治华人罪犯，殖民部政务次官斯蒂芬认为是可行的。但他同时又宣称：我们必须保持英国法律的最高权威，在使用中国法律中的刑罚时，我们必须声明这样一点，即“我们有权使用，但我们也有权废止它。”斯蒂芬的话表明，英国方面用中国法律来管治华人只是形势所迫，是暂时性的权宜之计。

为配合中国法律在华人区的实施，必须有一套相应的华人管治制度。这种需要导致了1844年保甲制的出台。当年港英政府通过的一项法例称：“为维持社会治安和秩序，现由港督阁下在立法会的建议下，颁布该项实施中国式管治制度的法例。在香港岛的各市镇、乡村等地，港督将依法任命一批华人地方治安法官。”（注：《德庇时致斯坦莱函》，1844年2月27日，载C.O.129／6，第149件。）这批华人地方治安法官称为“地保”，他们由当地华人居民选举产生。他们与此前负责治安的警察有着同样的权力，他们处于各区警长的控制之下。地保的职责是维持治安，对于华人之间的纠纷，地保应该向上级汇报，而无权处理。地保没有薪俸，只有当政绩突出时才有可能获得政府物质和精神上的嘉奖。这完全是中国大陆保甲制在香港的翻版。从1846年德庇时致殖民部的一封信中，我们发现保甲制的实施是颇有成效的。德庇时汇报说，在斯坦莱地区，保甲制的实施大为成功，当地的警察已无事可干，他们返回维多利亚湾执行其他任务去了（注：《德庇时致格拉斯顿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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