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自从广州开埠、大批英商进入中国以后，英国方面要求对在华的英人拥有司法裁判权。尽管清政府表面上一直拒绝，可实际上却默认了这一点。在强占香港岛以后，作为一个对等条件，英国人因而主动提出了按中国法律习俗管治华人的方针。在1841年2 月致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中，义律曾坦露道：“我们不能不感觉到，我们要求依靠我们的法律和官员审理前往香港的中国人，将加强中国人关于依靠他们的法律和官员们审理在他们领土内的英国人的要求。”（注：胡滨《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910页。 ）这种结果是英国人不愿看到的。

第三，19世纪上半叶，福音派势力对于政府和议会的影响。福音派宣扬人道主义精神，宣扬对殖民地土著居民权利的尊重。他们要求以“一种道德的原则来统治帝国”，从而促使了“帝国统治方针的转变”（注：罗纳德·海姆《不列颠的帝国世纪（1815—1914）》，波士顿1993年版，第83页。）。在占领香港岛以后，英国国内普遍认为，港岛华人应该享有自己的习俗、法律和不被扰乱的生活方式。义律的这种华人管治政策的出台，无疑是顺应了英国国内这种思潮。

1841年8月，璞鼎查到达香港岛，接替被免职回国的义律。璞鼎查到任后就率军北上，扩大对华侵略，港岛所有事务则交给义律当初的助手约翰逊全权负责。11月12日，约翰逊向璞鼎查汇报说，在管治华人方面，他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包括：“在各华人聚居区，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3位官员或头人，为维护本区社会秩序， 他们有权处理较小的纠纷。其中一位官员须对政府负责并由政府发给薪水。”（注：陈伟群《香港社会的形成》，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0页。）据香港史专家安德葛考证，约翰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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