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为近代中国最早被英国侵占而后又几次拓展的中国神圣领土，又作为有异于一般殖民地较快实现近代化的城市，与国内特别是与祖国南疆发生的重大事件常呈呼应之势。因此，香港一直受到中国近代先贤的紧密注视。

英国殖民者塑制的香港形象，与马克思论述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情景相类似。即英国实际上在完成破坏亚洲式社会和在亚洲为西方式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的双重历史使命。它有其正面作用，即迫使亚洲殖民地消除社会长期停滞状态，“同西方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从而实现“一个根本的革命”。但它又有其负面作用，即殖民者并不是对殖民地发展有兴趣，而是旨在降服和掠夺殖民地人民，“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再者，宗主国和殖民地情景显然不同，“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1〕。 这又促使殖民地人民在接受近代文明和近代化成果的同时，进行以暴还暴的反抗和谋求权操自我的求富图强，迅谋国家的独立和近代化。

中国近代先贤们诚然不可能像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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