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后，对外开放优势虽一度中落但仍和香港保持密切联系的广州、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香港以及迅速崛起的上海地区，组成一条迫使中国接受西方影响、促进内陆改革的联动带。王韬、郑观应、康有为等可视为这一联动带上的代表人士。王韬（1828～1897）出生于江苏，及长，谋生于上海，喜与传教士相交结。1862年因上书太平天国事发避难到香港，居留22年，直到1884年重返上海。1874年起，他主持香港《循环日报》，评论时政，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实行变法自强。就日人西里喜行列举的该报879篇文章目录看〔25〕， 由于他对内地和香港都有较长期的观察，故议论日、俄、法侵华事件和亟需改革的建议占绝大多数，反映了王韬等人对当时边疆危机的十分关注和由香港观察所得的亟图维新图强。其中以谈论英国和香港为主题者则仅10余篇，表明他长期身处香港，具有在殖民统治下进行新闻工作的局限性；加之，第二次鸦片战后，中英在这段时间较之俄、日、法等国直接构衅的事件较少。但王韬等对英国对华续行鸦片侵略，以及英国对埃及侵略等事件仍有著文指责，又表明他们对英国对外侵略一面不无认识。郑观应（1842～1922）生于广东，主要生活在上海，但常往来于沪、港、澳、粤之间，对香港历有关注。其最早著作《救时揭要》到80年代增订为具有36篇的《易言》，由香港中华印书总局印行。1885年香港殖民当局以郑观应所保荐之原太古洋行总办亏损事而迫使郑观应变产偿债，激使郑脱离仕途商场，留粤专门从事著述，到1893年，把《易言》扩充为103 篇的《盛世危言》问世。考其所增内容，主要是表明实行君主立宪、发展民族企业、设学校培育人才、增强国防建设等主张，显然取鉴于英国和香港的现行*、经济、军事制度和措施；他以“救时”和“盛世危言”命名其书，其中所举民族危机现实，号召人们奋起开展“商战”，实行富国强兵，又显然和他当时对时局的体察及对英国殖民者所加给的中华民族和个人的屈辱有密切关系。康有为（1858～1927）的阅历与前二人稍异，但也颇相似。当他“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之时，于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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