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启、胡礼垣等则代表香港土生土长的资产阶级建言立说。在太平天国和广东红兵起义期间，许多广东商绅迁避香港，适值香港工商业迅速发展，香港华人资产阶级由而形成，并日益在香港社会中拥有实力和影响，堪与英国在港资本家相侔， 迫使第八任港督轩尼斯在任期间（1877～1882）稍改过去种族歧视政策，开始让个别华人代表进入咨议局，参与议政。关于这个阶级的秉性，有如《太平天国亲历记》的英人作者吟利所描述的：他们“大声赞扬这个殖民地，说香港的一切都是刮刮叫，但对自己国家的情况和满清政府则激烈表示不满。”〔27〕何、胡都出生于香港，接受英式教育，又一直在香港当绅士，何启更于1890年出任香港立法局华人议员。从他们的代表作《新政真诠》中，可以看到他们对英国和香港殖民制度赞佩不已，对于洋贷的经济侵略和殖民者对华侨的残酷迫害不表反对，甚至把英国的鸦片侵略说成是“通商”，把帝国主义夺占中国土地、欺压中国人民说成是“皆由在上者之自取。”〔28〕这些认识无疑渗杂着殖民教育的毒素。但他们实际上仍紧密注视和关心祖国，坚决主张中国从厉行内政改革，并实行英国现行的开议院和“君民共主”中找出路。在这方面，他们较同时期维新人士更为鲜明而激进，乃至赞襄孙中山领导的共和革命。

与前面两类人士有同有异，另具特色的是既有祖国灾难生活阅历、又长期接受以美国为主的教育和生活方式影响的容闳等人。容闳出生于南海之滨，贫苦的幼年经历使他对中国下层群众深切了解和同情，他曾短暂就学于澳门、香港，而长期留学美国，毕业于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但他始终魂系中华，关注祖国的命运和前途。60年代后，曾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进行多种活动。由于他接受的是美国评判标准，和英国关系较浅，在香港谋操律师职业时，又因英国律师妒忌排挤而被迫离港，乃至曾因英人侮辱而予以还击。因此，他对香港并无赞词，而且较同时期接受欧美教育的人士更富于民族自尊心，对香港的作为殖民地的看法更为清醒，他指出：“香港为中国南部形胜，无怪外人垂涎，且港口深阔，足为英国海军根据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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