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正面作用看，较前此先贤不同的是，孙中山不仅始终重视英国殖民地在香港完成的破坏和建设的双重历史使命及其已成图象，比如香港的城市近代化、法治社会的确立、官员的洁己奉公等等〔31〕；而且由于其出身阅历、文化背景与前者有异，因而更远瞻更坚定地看到美、法式的共和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他曾言：“英人最富于保守性质，世有约翰牛（John Bull）之称。其宪法号称不流血的和平宪法”， 仅因彼国人不乐闻“急激之革命手段”，且“香港为其殖民地，时有禁压党人行动以交欢清政府情事。吾党每次向粤进攻之出发点，始终不能离开香港，故亦不能坦白陈述，以妨碍进行。”〔32〕因此，他固然对英国社会*有好感，称之曰远胜中国的“良*”、“政仁法美”，但并非指政体。它只是促进他“由市政之研究进而为*之研究”，而决心对中国当时专制腐败政府必须“经营而改变之”〔33〕。而通过共和革命来改变中国现状，则非感自香港现实，而是取法乎上，瞩目美、法。至于广大香港华人，则随着其民族民主觉醒，逐渐增多地加入或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事业，他们凭借其渴望祖国新生的热情和便于接济国内革命的地理、物质等条件，常给革命者以活动地盘，给予他们的*军事活动和建设事业以人力物力支助，乃至生活和工作在香港的某些英国人士如康德黎等人，也有帮助孙中山的义举。孙中山对这些多有赞词，一些论著亦多论及。在香港出现的这种日趋热烈的响应民主革命的情景，自是其积极作用的前所未有的发扬。

英国殖民者的负面作用，孙中山早在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就有所认识。他因港英当局镇压拒修法舰的香港工人而大为愤慨，并从中看到，“中国人已经有相当的觉悟”和“种族的团结力”〔34〕。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港英当局徇清政府之请，三令五申，不准孙中山来香港活动。他从中更认识到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明显差异，他愤切表示要将港督违反本土惯例的行径“诉诸英国公众和文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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