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样洞察事物本相,通晓历史发展规律,但他们本着对现实的体察、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救国救民真理的执着追求,其思维也是沿着上述轨道演进的。
一
英国割占香港岛及九龙半岛南端,是在较长期把香港岛及其洋面作为英国鸦片*和对抗中国禁烟的据点之后,又通过发动两次鸦片战争、进行威胁性谈判、迫签不平等条约等野蛮手段得逞的,这是英国侵略者极端伪善和野蛮本性的充分暴露。它遭到以林则徐等为代表的爱国官绅军民的坚决反对和英勇抵抗。他们认定香港、九龙湾、尖沙咀洋面都是“中国版图所在”,不能让侵略者据以“窥近虎门”,使广州无法安枕〔2〕。作为鸦片战争前哨战的九龙之战、官涌之战等, 可视为对英国蓄意侵占香港,进窥虎门、广州的有力回击。当琦善执意与英国侵略者谋求妥协、拟在割让香港问题上“委曲从权”时,林则徐等力促当时广东巡抚怡良劾奏琦善。一些爱国官吏、士绅如裕谦、梁章钜、林福祥、张杓还表示应以武力收复香港〔3〕。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 夏燮的《中西纪事》、梁廷@①的《夷氛闻记》等著作,对上述情况多有记述。对于首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侵略者以香港为前进基地,强进广州城和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粤港同胞开展反对上述侵略的呼应情景,诸如1842年粤港人民抵制“香港通市”、1846年香港华人反征“人头税”的罢工罢市和1856年反对英法联军进攻广州的更大规模的罢工罢市斗争等等都在《夷氛闻记》、《筹办夷务始末》和后来日人佐佐木正哉所搜集辑入的《鸦片战争研究(资料篇)》、《鸦片战争后的中英抗争》(资料篇稿)中的先贤言论中得到反映。这些表明当时爱国人士对香港的深切关注。上述言行虽含有近代社会开端时期人物尚难避免的“天朝”、“夷狄”观和对落后国家人民在当时条件下可能采用的斗争方式的过于笼统的与偏重于单纯爱国*的描述与称赞,还缺乏理性分析。但正如恩格斯当时的评论:“它终究是人民战争。而对于起义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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