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4〕而且， 当时香港主要是鸦片转运和贩运华工的中心和进一步对华武装侵略的基地，马克思当时曾引用很多具体数字和材料论证了当时对华正当贸易因鸦片大量倾入而滞进，指出：“五大商埠底开放及香港之占有，结果只是使商业中心从广州移至上海”，鸦片贸易的增长是广州“市场崩坏的主要原因”〔5〕。又正如当时英国报纸所透露的， 英国殖民者要以香港为基地，首先变广州为加尔各答，以实现其英人“应成为中国人的主人”〔6〕的梦想。 而执行这一任务的就是其时担任香港总督兼英国驻华全国公使的德庇时、文翰、包令等人。所以应该说当时先贤们的上述记载和赞扬话出有因，有其正义性和历史的合理性；而把当时人民中出现的反英舆论和斗争，视为贻误了和平发展的机遇，则非审情度势之论。
实际上，其时一些先贤如林则徐、魏源等已从抵抗侵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斗争中，逐步领会到中国人必须学习侵略者的长处，谋求中国近代化首先是军事近代化，才能达到维护国家独立和尊严的目的。魏源的《海国图志》之作和“师夷长技以制夷”〔7〕的明确提出， 反映了从林则徐到魏源的开放心态和新的眼量。1847年魏源南游广州、香港等地，又将一些新资料补入百卷本《海国图志》，并将在香港所得英夷公司之大宪图冠于百卷本之首，因“斯纯乎以夷人谭夷人也”〔8 〕，表明其倍为珍视。这种中国必须与世界相联系的新识，还体现在当时的对外贸易政策上，林则徐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对今后私运鸦片必予以最严厉的惩处，而对从事正常贸易的外商，则加以恩惠”〔9〕。 当时的爱国商绅发布的《告谕英商大略》，既谴责英国侵略者“恃其船坚炮利，任意横行”，又希望加强正常贸易，“同享升平，均沾乐利”〔10〕。但就总的来看，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先贤还是较多注目于香港的被侵占遭凌辱的殖民地地位和主要从事鸦片贸易、损害中国人民并向内地进一步扩张的残暴阴暗面，而作为近代化的光采面则尚未崭露，它仅在遥远的侵略者故乡，以残缺不全的朦胧的形态向中国先贤们招引。
上述香港社会的阴暗面和光采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进行的太平天国运动中也产生了正负作用。不过光采面似乎明显一点。它反映在太平天国代表人物在这一运动过程的两次转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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