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先贤中对香港关注最多的一位。仅据台北出版的《国父全集》（1973年版）和随后出版的《国父全集》补编所附“索引”统计，提到香港地区就有114处。他于1883年初到香港求学到1924 年11月北上途经香港止，常来往于香港与内地或国外居留地之间，其次数难以确计。在1896年遭到港英当局放逐后，他仍始终重视香港。有人论证，从那时到其逝世，其香港之行至少有17次，其中7次登岸〔30 〕。可以说孙中山酝酿、奠定改造中国和进行民主革命的思想、其一生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和革命、建设方案的制订，多与香港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甚至可以说，孙中山对香港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中外关系和国际社会的关注。从他在这方面的认识演进中，我们可以约略地听到他追求祖国独立统一和近代化的脚步声。

这种关注和认识演进，是以其生长之地与香港仅一水之隔，早年又求学香港为重要基因。按照孙中山多次记述，他的改良祖国与革命救国的思想，萌动于将檀香山社会与落后中国社会的比较，成熟于将香港近代化与内地落后的比较。香港作为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被孙中山视为较广州便于鼓吹革命和交结革命同志之地。1894年在檀香山首创革命团体兴中会之后，就立即回到香港与以杨衢云为首的香港辅仁文社志士于1895 年初共建香港兴中会， 以为就近策划内地革命的总机关，　旋于1895年10月策动了未遂的广州起义，揭开了中国共和革命的序幕，它显示了香港在近代先贤心目中的新的积极作用。

至此，香港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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