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19世纪60～80年代确实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英国通过逼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强行割占了九龙半岛南端，在1898年的列强瓜分中国狂潮中，又强租香港新界，而在这一期间，英国为适应其日不落帝国地位和扩大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把香港辟为自由港，并把它较快地发展为世界中转贸易的重要港口和航运、金融业中心；还将英国某些*、法律制度移殖到香港，使之逐步成为有异于其他英属殖民地的华洋共处的法治社会。它虽不如英国本土，却较同时期的其他英属殖民地较为文明和繁荣。但是香港毕竟是殖民地，终19世纪，除个别华人进入立法局、取得咨询权外，绝大多数华人仍饱受种族歧视，处于无权和受欺凌地位。加之，中国边疆四面告警，民族危机日趋严重。这样，香港既以其迅速近代化招人注目，又以其种族不平等，并且是英国继续向中国内地扩张的基地而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由于当时洋务运动开展和民族企业建立的需要，许多探首外界的人士多注重处于鼎盛时期的英国的成就和经验，他们对近在眼前的与落后内地形成如此鲜明反差的香港，自然也予以首要和特别瞩目了。这在当时到过香港的一些外交官员和留学生的著作，诸如容闳的《西学东渐记》、斌椿的《乘槎笔记》、张德彝的《航海述奇》、薛福成的《出使四国日记》、黎庶昌的《西洋杂志》、志刚的《初使泰西记》、徐建寅的《欧洲杂录》、郭嵩焘的《使西纪程》、曾纪泽的《使西日记》等书中都有反映。他们多异口同声地赞扬香港或英国的近代化建设和资产阶级法治秩序。但也指出它被英国割占任由英人主宰的事实。如薛福成称赞“英人招徕垦辟，尽力经营，逐成巨埠。洋楼攒倚山岭如蜂窝，……瑰货骈集，寰阓云连”，又指出英人因香港“极占形胜”，“涎睨已久”；而且，“香港为闽粤逋逃薮”，“中国官不能拿问”，中国欲在香港设领事官“严缉奸宄，保护商民”而“屡争之不能得”〔21〕，深抱丧失领土主权之痛。郭嵩焘、曾纪泽对香港的工厂、监狱设施等表示赞赏，但亦扼腕叹息“扼全粤之形胜、较大沽海口尤为雄阔”〔22〕的香港的被外人占有。志刚在考察香港、英国等之后，看到了英国在巩固其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后，将必“左提中国，右携西洋”，并且严厉谴责了“最爱上帝”而又自称“以爱人为怀”之洋人，却对中国人民施以毒害最深之鸦片〔23〕。也有的如黎庶昌认为英国最为强大，应“深与结纳”〔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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