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叶以前四川妇女的缠足情况，因材料不足征，暂不讨论。到清末时，四川妇女缠足之风似较盛。据徐珂考证，1898年前，四川除成都之满洲、蒙古族妇女为天足外，仅冕宁、邛崃、大邑、西充、南部五县有天足（注：徐珂：《天足考略》，《天苏阁丛刊一集之一》，商务印书馆，1914年，9页。）。1902年，岑春煊署理四川总督时注意到，“今来四川，访闻此邦缠足之风比山西更甚”（注：姚灵犀：《采菲录·劝戒》，天津书局，1934年，4页。）。山西向以小脚闻名，岑春煊曾任山西巡抚，对山西情况应较为了解，他对山西和四川的对比应该有一定依据。四川妇女缠足之风是否比山西更甚虽难以用统计数字确定，但四川妇女缠足之风不比全国大部分地方更弱，大约是没有问题的。

甲午后，随着戊戌维新运动在四川的展开，一些维新人士主张妇女放足，并成立不缠足团体。1896年，“蜀人茂才周君、孝廉梅君，相继设会、著论”，反对缠足（注：上海不缠足会对《南皮张尚书戒缠足会章程叙》的按语，《时务报》38册（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一日），台北华文书局1967年影印本，2620页。）。同年，荣县士绅也“设立大足会”（注：“荣县详覆督宪劝禁妇女缠足的呈文”，宣统元年（1909年），南充市档案馆档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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