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清廷的劝谕令较为宽松,重在“婉切劝导”,但禁止妇女缠足毕竟得到了朝廷的正式提倡,促进了四川民间与官方不缠足努力的发展。
也许是受到政府劝谕令的鼓励,据不完全统计,四川各地成立了近20个不缠足团体,宣传妇女放足(具体情况参见附表)。这些不缠足团体的创立者大都是地方士绅(有时也包括地方官)和一些受新思想影响的当地名流,最早参加的女性也多是他们的亲戚或家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初八日在成都文殊院成立的放足会为我们提示出不缠足会成立时的一些生动场景,据张达夫回忆,这一天坐轿来的放足太太有百余人,“都是在会期前做了一双放足鞋,把足纳入鞋中塞紧,宣布开会时,有几个机关男职员把报上宣传放足的文章读了一遍,就宣布成立了放足会,会就散了,准备的招牌也未挂出来”。张先生的回忆非常具体,连确切日期和详细过程都历历再现,或为当事人,应较可信(注:张达夫:《清末的“维新变法”在成都》,《成都文史资料选辑》4辑,120页。有学者把不缠足团体中以某某之母或之妻的面目出现的情况疑为可能是儿子或丈夫假借其名义,并据此猜测来证明不缠足运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男人的运动(参见张鸣《男人的不缠足运动1895-1898》,《二十一世纪》1998年4月号,61页)。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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