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已不利操劳，贫贱女子还要耕田工作，缠足者比男子加倍辛苦；3.缠脚使全身气血不通，痛比刀割而无药可医；4.小脚难以逃避水火盗贼等各种灾害。告示要求“自示之后，尔等父教其子，兄训其弟，亲戚朋友时时谈论，大众齐心，并向妇女孩子们委婉开导”，劝谕妇女放足（注：“四川总督锡良劝禁男子吸烟妇女缠足通俗告示”，光绪三十年（1904年）三月，南充市档案馆档案，清1/16,91/682。）。这份告示只针对女子缠足的困苦立论，完全未与强国强种相联系，也不像岑春煊那样强调士绅的责任，在整个反缠足运动中相当少见。
这一告示每县下发60张，规定“遍贴城乡市镇，并酌量分交公正绅耆代为讲说，俾众咸知”。各地须将“奉到告示日期、张贴处所及发交某绅具报查考”。虽各县执行情况因材料缺乏不太清楚，从南部县的报告看，该县于6天后奉到总督命令，即将告示“派干役驰赴各乡场市镇督饬场总张贴晓谕”，并将告示张贴在县城照墙、东门、南门、西门、北门、碑院寺、楠木寺等处（注：“南部县申请督宪察考札”，光绪三十年（1904年）年三月，南充市档案馆档案，清1/16/91/682。），似乎执行得还较迅速。也许是追随总督的举动，华阳县令也于1904年以白话告示“劝戒妇女缠足”（注：《警钟日报》1904年6月16日，《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下册，869页。）。
到1906年初，保宁府所属阆中等九县的拔贡、贡生、禀生、增生、文生等30余人，见川省“民智不开”，妇女“蠢愚”，“为父为夫者顽固尤其”，“社会之改良者卒鲜”，因而协恳保宁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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