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方式的大约是山东巡抚周馥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正式上奏要求“严定*”终止汉人缠足弊俗，他认为慈禧的谕旨颁布后“奉行者不过百分之一”，因建议“此后命士以上，其家有未经缠足再行缠者，即以违制论；由部定例，通行各省，出示谕禁”。但政务处则认为“律设大法，礼顺人情；现今风气开通，况经明诏宣示，因势利导，便而易行，似不必严定*”。今后还是“由地方官随时善为劝导，自能逐渐感化，无庸多设科条”。朝廷接受了政务处的意见（注：《政务处奏复东抚请禁汉人陋俗摺》，《东方杂志》第1年11期，《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上册，530页。）。
《中外日报》当时就周馥请设*事发表评论说，政务处的议论实大而无当，但周馥因要终止缠足，“欲特立*，以为之助，似亦未为扼要之策”。盖设*无非“为求速效计也，不知一国之风俗，成之者几何年，则废之者已必以几何年；其始因何而成，其后亦必因何而废”。缠足“已经千余年之久，而且成为风俗”；又是“人人皆然，且久而不自知其非”；不仅“并不知其害，方且以是为美观”，所以难禁。况且*“率施于以人害人之一类，若夫缠足之害，乃出于自为之而自受之，即断非*所能施”。所以该报认为还是“从仕宦之家为始”，努力劝戒，学习传教士的精神“终日逢人劝说，强聒不舍”，特别是采用演说的方式以广听闻，长期努力，终必见效（注：《论东抚请设缠足*事》，《东方杂志》第1年11期，《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上册，530-531页。）。
在四川，巴县举人冯渐达等因见当地“叠奉上谕及各大宪示劝，而锢蔽依然”，乃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上书新任县令，指出缠足“习染太深，骤难改革，即间有愿解放者，亦以县主无示，疑信参半”，所以四乡妇女仍缠之如故。“今恩主重莅斯土，庶政维新，知男教既修，女学亦必不废；凡强民种、卫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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