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上册，539-542页。），说明此时官方掌控反缠足活动并实行禁罚的方式已不属仅见。实际上，在清朝最后几年的波动时期，有时士绅在禁缠足方面还不如官方积极。1909年夏天，端方曾短期调任直隶总督，“亦以禁止缠足为念”。有人遂在议事会投递说帖，“请速转禀端督宪实行强迫禁止之令。孰意该会因循延宕，至端督去任时始得上禀”（注：《顺天时报》宣统元年十月十六日，《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上册，539页。）。
但四川的地方自治机构却不仅较积极地参与了反缠足活动，而且还与总督竞争对这一活动的控制权。在1910年四川省谘议局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总督提出《劝戒缠足办法》议案进行讨论。议案总结了四川省已经实行的劝禁方法：1.编撰白话告示，详论缠足之害，不缠足之利，并指示放足方法，广为刊布；2.官绅协办，分途演劝；3.制定表册，按户调查，并按户依限复查，定为奖罚。“奖分两途，或以名誉，或以金钱。罚亦多端，应再熟察社会情形酌中定拟”。当时“有谓对于缠足妇女宜禁止该亲戚不与往来者，有谓不准入家谱祠堂者，有谓宜登报示辱者，有谓宜申饬其尊属及本夫或罚金助充公益之用者”（注：《劝戒缠足办法》，收入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140页。）。
谘议局经过再三筹商，认为劝戒之法宜“先从各行政长官及学商各界以身作则，首先开放，使中下社会有所摹仿”。重要的是，谘议局主张宜多立天足放足等会，因原案所列“调查之法，奖罚之策”，若“以官力行之，既虞烦扰，亦病琐碎”；故不如将“所有调查奖罚等事，均由会中自定，自行互相劝勖，互为干涉，实能事半功倍”。四川总督则只肯定了从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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