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亲书“大足馆”匾，还编有一百韵的《大足歌》印刷成小册子散发各街市。并通令各路团总“重大事情必须有大足会会长参与其事，有权处理当时的事宜，旁人不得阻止干涉”，凡无大足会参加的决议均不生效（注：陈宪卿：《“大足馆”与妇女放足运动》，《四川文史资料集粹》6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337页。）。这是后来的回忆，细节不一定完全可靠（如知事即是民国官称），但县官对放足取支持态度大致可以肯定；而新成立的大足会有这样的权限，尤其值得注意（详后）。
同时，官方的不缠足措施也在发展。清末新政时期，四川的总督或巡警道都曾刊布告示劝禁妇女缠足。1902年，新任川督岑春煊上任伊始就刊发《劝戒缠足示谕》。他在示谕中指出，缠足不仅“关系国家、关系众人的弊病”，而且关系妇女一身的弊病，希望老百姓“先字字按着想，再按着行”，认得字的说与认不得字的听，强调劝戒妇女缠足“全是当绅士的责任，要望明白人，先做与他们看样子”（注：《劝戒缠足示谕》，《采菲录·劝戒》，4、8页。）。1903年，岑春煊见“告示之遍贴，仍恐未能尽执途人而告之，不若刊印《戒缠足论》分送于人，更能周到而有益”，又“撰成官话浅说之《劝戒缠足文》，刊印五万本，颁发其所属之各官绅。”（注：林乐知辑《天足会兴盛述闻》，任保罗译，《万国公报》（光绪三十年四月），收入李又宁、张玉法主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下册，台北龙文出版社，1995年，870-871页。）岑春煊基本是在朝廷的“婉切劝导”谕旨范围内进行劝戒。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锡良继任川督。次年三月，锡良通饬各县刊发劝禁男子吸烟妇女缠足通俗告示，主要讲明缠足的危害：1.缠足是父母害女儿，等于把女儿变成残废；2.缠脚行动艰难，富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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