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形成成这种分布状态的原因该是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了。众所周知，在传统城市中，以府、州、县的结构排列而成的城市是各级封建政府的所在地，是*活动的中心。就封建国家而言，礼佛崇道虽未形成国家的大典，但在君权神授的思想体系里，“神”与“天”永远是人类最高的主宰，中国几千年来牢不可破的*与社会秩序，都被归为神的保护，是神的启示。因此，历代统治者，无论汉人还是满人，均将祠庙之祀列为“有国之大事，郡县之长典。所以重民生崇报功也，然有坛掸焉，有庙貌焉。”[21] 于是，原本即是*中心的城市就成为这些体现*行为的祭祀场所。清初定制，国家祭祀分为三等，即大祀、中祀、群祀。京城所祀，有天、地、太庙、社稷、日、月，先农、历代帝王，先师孔子，还有城隍、八蜡等。“各省，如社稷，先农，风雷，境内山川，城隍，厉坛，帝王陵寝，先师，关帝，文昌，名宦、贤良等祠。”[22] 由此不难看出，正是这些被列为国家祀典的祀神，在城市中建祠、建庙最多。也因此可以说，建于城市中的祠庙被赋予了封建政府的官方意志，并由此演化为一种官方行为和*活动被载入国家法律的条文中，所谓：“伏读大清律，凡社稷、山川、风云雷雨等神及境内先代圣帝、明王忠臣烈士载在祀典，应合致祭神祗，所在有司依时致祭。”[23] 这里，我们不妨以关帝庙为例略作说明。 

据考察，在明清时期，全国的城市无论大小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建有城隍庙和关帝庙，而又以关帝庙的数量最多。如清代乾隆年间北京内外城的1320座寺庙中，关帝庙为116座，位列第一。[24]  天津城也以关帝庙最多，其中有5座分别在南门外闸口、西门外、城内东北隅、甕城、城内东南隅。[25] 就连山西祁县这样的小县城，城内还建有2座关帝庙。[26] 这除了说明民间的信仰状况之外，更多的是因为城隍和关帝都是得到官方敕封的神祗。明初洪武年间，“诏天下府州县建城隍神庙，封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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