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们在信仰上的多元状态，来华的外国传教士评价说：“中国人并不是很虔诚的（信奉佛教），而和尚们比中国百姓更不相信他们微不足道的神灵。”中国人敬神“实在很奇怪、很盲目”，“老百姓的偶像崇拜并没有一定的规矩。”[39] 其实，信仰上的盲目或许是有的，但信奉者的虔诚和其中的渊源也是有的。 

首先，中国人在信仰上的多元以及对鬼神的敬祀，从根本上说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伸，这自然是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地方。《礼》曰：“凡有功德于民者，则祀之。”《记》曰：“能为民御灾捍患者则祀之。”此外，又有记载曰：“古人立德、立功、立言，是为三不朽，生前有不朽事业，身后享不朽报施，此庙祀所由来也。”[40] 同时，这也是祠庙之祀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性的原因所在。由于所祀者为“有功德于民者”，所以祠庙与人们的生活更为接近，从而使相当一部分人在礼佛的同时，更看重那些或于本座城市有过贡献、或为城中民人带来利益的“鬼神”之祀。而这种以崇祀有功德者为尚的现象，在中国的各个城市中普遍存在，且由于祀神的目的在于“报功德”，故各城市中的祀神也不尽相同。 

如浙江有所谓“蒙恬祠”，并非是蒙恬修筑了长城，而是因为蒙恬是笔的发明者，“其地皆以笔为世业。笔工不忘所始，故有祠宇以祀蒙公，香火颇盛。蒙公本秦将，乃以有功翰墨，千秋庙食。”[41] 又如苏杭一带有“机神庙”，其记载曰：“机杼之盛，莫过于苏杭”，机户为报其教授之功德所以祀之。当时“苏州之机神奉张平子，不知其由，庙在祥符寺巷。杭州之机神奉褚河南，庙在张御史巷。相传河南子某者，迁居钱塘，始教民织染，至今父子并祀，奉为机神。”[42] 此外，清人施鸿保在《闽杂记》中，列举福建省的祠庙有“戚公子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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