隍为帝,开封、临濠、东平、和滁为王,府为伯,县为侯。”[27] 明万历时,特封“关帝”为三界伏魔大帝,“其在皇城,称白马关帝庙,载于祀典,则正阳门右关帝庙是也,每年五月十三日致祭。前十日,太常寺题遣本寺堂上官行礼。……凡国有大灾,则祭告之。”[28] 此外,建庙、修庙更是多被封建政府所倡导。所谓“夫丛祠袄庙,例禁綦严,若有功德于民者,理宜崇祀。听其芜废不治,则有官斯土者之责也。”[29]
总之,在一些神祗得到“敕封”、祭祀成为官方行为后,各级封建政府将这些属于国家祀神的、坛庙、祠庙统通建于城内以及城墙周边,它表达了官方意志对寺观祠庙建筑及其分布的影响。
二、寺观祠庙所体现出的多元化信仰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信仰多元化的国家,由夏商周的崇信鬼神到汉代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兴起,形成一个众多神祗平分秋色的信仰空间,而分别代表佛、道以及众神祗的寺观祠庙,本身即是多元化信仰的具体表现。在此,我们不妨先进行一下计量方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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