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士绅官僚捐赀重修后，书一楹帖，十分清楚地表达了士人的心迹。所谓“人间文字无凭，惟行阴骘。天上主司有眼，但看心田。”[48] 除了文昌庙之外，财神之祀也是极盛，人们为追求富有，即有钱财所求，故而“五显财神庙”几乎遍及全国。有竹枝词曰：“灵应财神五兄弟，绿林豪杰旧传名。焚香都是财迷客，到此何人心不诚。”[49] 然而，真正能够富有的毕竟是少数人，对于城市大多数居民而言，乞求安康，求福求嗣，乃为上庙祀神的主要动因，这也是无论大小城市中，药王庙、娘娘庙、送子观音庙等众多的原因。正如外国传教士看到的那样，“如果有人病了，他们就想知道病将拖多久，他们就去求神拜佛，保佑病人快好，他们到寺庙去给偶像磕头上香。”[50] 由于处处依赖于求神拜佛的偶像崇拜，甚至连祈梦也要到寺庙中，如清人记载：“杭城于忠肃公庙祈梦，苏人于况太守庙祈梦，京师于二相公庙祈梦。二相公，子游、子夏也。二贤掌梦甚奇。”[51] 总之，由不同的需求，形成了信仰的多元，而信仰的多元化，又反映了社会不同层面的人们，在思想意识与心理状态上的差异。
再次，封建政府对多元的信仰持认同与扶持的态度，其用意是为了达到“教化”的目的。如前所述，封建国家的祀典明确规定：“有报功德于民，能御大灾、捍大患则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所祀坛庙如文昌、社稷、先农等，“为其能养民、庇民，暨民所赡养取材用也，故祀酬其庸；他如能司爟也，故祀以火神，能司水也，故祀以龙神；能保障一方也，故祀以城隍神。”[52] 也就是说，封建统治者也是多元信仰的提倡者。而他们在极力倡导偶像崇拜的同时，将教化民众置予其中。这正如《蓬莱县志》所说：“凡祀典所关神圣、所关帝王，崇其德也，先农思啬答其功也，山岳海滨仰其灵也，而郡县复不废寺观者，岂止是为祈祷哉！其亦令人入庙思敬耳。”“菩萨低眉，窃愿皈依有路，金刚怒目惧为谴责所加，神道设教意如是也。”“忠孝节烈事关风教，千古不刊矣。”[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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