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扩张西方教会的势力，为列强侵华效劳，显然，两者的实质是截然相反的。而且小刀会也从未同外国教会建立联系，没有听从传教士的旨意。在访问刘雨川时，罗孝全曾经表示“愿意照样施教于其部下之广东人”。刘丽川立即推诿说：“等候南京（指太平天国）派人到后再商量诸事。”(《北华捷报》第166期，见《汇编》第63页。)事实说明，小刀会对传教士的活动不是毫无警惕的。
关于两者的信仰并非一致的问题，不必说天主教神父，就连基督教牧师也有觉察。雒魏林曾谩骂起义军道，他们的生活和行动“跟基督教义公然抵触；他们沉迷在强夺、谋杀、*欲、一切使人性堕落的罪恶行径中”(雒魏林：《在华医药传道记事》，见《汇编》第630页。)。麦都思则怀有自己的打算，他在谈到上海有人宣传拜上帝会的主张时说：“我们还是按照原来计划进行：他们宣传的教义，如有遗漏，我们将加以补充；错误之处也必予以纠正。这样，太平王可能成为我们传道的先锋，当我们传播圣经时，人们已对圣义有些基础了。”(《北华捷报》第177期，见《汇编》第96、97页。)由此可见，传教士甚且图谋对太平天国与小刀会的主张进行“纠正”，并加以利用，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必须指出，传教士对于小刀会的措施还粗暴进行干涉。1853年10月底11月初，天主教神父获悉起义军要对城中几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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